赚钱难，懂花钱更难，所以这个世界有土豪和品味圈之分。

19世纪美国哲学家Thorstein Veblen撰写《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》，创造了「炫耀性消费」（conspicuous consumption）这个词来形容人们用奢侈品标榜其社会地位和阶层的行为。到20世纪70年代有向往流浪和公社式生活的Hippies，而80年代的Yuppies则是专业中产、讲究品味时尚的代表，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出版的《Distinction》讲述以品味分阶级，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；那个年代是讲求 “To see and be seen”── 你穿什么、戴什么表、驾什么车等等，去定义你是什么人；到近年，风气转变，炒地炒房炒股票的「有钱阶级」比目皆是。

当这些「炫耀性消费」变得不再是高不可攀时，社会的上流和菁英又如何更优越地生活呢？

3年前，南加州大学教授Elizabeth Currid-Halkett 写过一篇专栏文章《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over. It’s all about intangibles now》，一语道破炫耀性消费的潮流已结束，现在是无形消费的年代。她的书《The Sum of Small Things: A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al Class》更对「Aspirational Class」有深入的剖析──他们不把钱花在炫耀性的物质上，却花在自己及家人的文化资本(cultural capital)上，例如教育、退休生活、医疗保健、文化视野和修养。

这些无形的服务比有形的产品更显珍贵，Currid-Halkett的文章提及美国大学的学费在十年间增加了80%，而女性服饰消费品只增加了6%。年收入排名前1%的家庭，投入教育的预算占总收入的6%，相对中等收入家庭投入教育的预算只有1%。

简单来说，即是喜欢积累有益身心的非物质文明，多过再买一个手袋，而这些「discreet wealth」才是更超然又时尚的地位境界。

所以近年随着Aspirational Class的兴起，各种前瞻性的经济活动也应运而生，例如国际企业越来越注重sustainable development、green economy、design thinking去创新和重构「意义」和「社会效益」(social impact)；家庭方面，趋势同样是为家人追求这些无形的保障，如提供环球保障的高端医保计划、教育基金，又或者可「财富传承」的储蓄人寿计划，享有保障外再将储蓄转给下一代作传承，如此类推接续下去，为自己和家人提高生活保障和质量。

这些消费虽然无形，但却成为Aspirational Class通过它们相互传递文化的资本信号，因为能读懂《Economist》、懂得欣赏日本职人文化、又顺口能讲论「财富传承」和社会创新等，显示著其文化资本的成果，从而进入精英的社交网络、帮助铺平道路取得精英工作。总之，无形消费赋予了社会阶层流动性。

既既然无形消费能巩固和维护社会地位，又何需周围去炫富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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